先回答问题：黄循财肯定是新加坡四个总理里面最拉胯的一个，但是他的拉胯并不来源于其自身水平太差，问题描述里面提到的那些离谱外交操作，比如让中国不要和日本计较、对中国指手画脚、在中日决裂后主动导向日本并引入其军事力量进入东南亚、在中国的底线上来回蹦迪、在印度被全世界嫌弃时主动贴上去签协议等等，这些东西和黄循财本人没有太大关系，这些都是新加坡当前政权的集体选择，而且是相当理性的选择。真正体现他个人水平不济的，是内政上的无作为。
先说一下我本人的背景，我是中考后来到新加坡读书，在本地一排名靠后的政府中学上学，然后考到南洋初院，后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读的本硕博，目前博二。文章比较长，我本人文笔也不是很好，希望大家耐心看完。
赶鸭子上架的总理
黄循财这个人毫无疑问，个人能力相比李家父子和吴作栋来说明显不足，他在任上这两年基本没有什么有意义的政绩，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直发购物券，还有就是国庆讲话的时候哭鼻子。在这个科技、经济、地缘格局都剧烈动荡的两年，这样的作为属实太烂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黄循财其实并不是李显龙的第一接班人选择，他算是个被推上去的成果。原本李显龙培养的接班人是王瑞杰，但当时东海岸选区选情不太妙，工人党有点厉害，王瑞杰就去了东海岸选区进行选举。可能他本来的打算是既然大家都知道我是内定的下一任总理，我去东海岸应该能来场大胜扭转选情，但东海岸毕竟不是他的主场，结果他在东海岸创下了人民行动党史上最差的记录。自然而然党内就有人借此发难，再加上王瑞杰本身也不是一个越挫越勇的性格，而且竞选期间他以前的一些关于种族的言论被扒出来，这个在新加坡很要命我后面会说，他可能就此心灰意冷，申请辞去了下一代领导人的职务。黄循财就是这个情况下赶鸭子上架的产物。从2022年被推出到2023年走马上任，黄循财作为领导人被李显龙培养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年半，和从2018年就开始准备的王瑞杰相比，可以说是相当匆忙。他受到的指导、本人的心理准备都没有同步跟上，表现自然不会太好。
身份建构与地缘焦虑
但是，问题里面提到的黄循财政府近期各种离谱的外交表现，其实和这个个人能力问题无关，那些都是新加坡结构性困境下的必然选择。我在本地的学校成长起来，对本地教育系统和身份建构怎么完成的了解很深。本地教育中有一大部分就是身份认同的构建，尤其是Social Study这门课，类似国内的思想品德课，大部分内容就是讲新加坡人的身份是什么样的。当然还有每周的升旗仪式、国庆节庆祝，以及广为人知的HDB要求各种族住在一起的政策，这些都是强制构建新加坡多种族身份认同的机制。李光耀试图构建的新加坡身份认同是我们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我们的骄傲来源于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奇迹，而这一切和”华人为主的国家”这个在中国广为人知的标签没有任何关系，不仅如此，新加坡还要切割这个标签，因为这是独属于新加坡的地缘焦虑：新加坡的周边是两个穆斯林大国，马来西亚和印尼，从体量和军事上都是巨大威胁，如果保持华人国家的标签和这两个国家相处，实在是太过危险，也不利于之后合作，尤其是在上世纪各种排华运动的背景下。所以新加坡的国歌是马来语，军队用马来语下达指令为的就是减轻自己的华人国家底色。很多人说新加坡是以色列，我就笑了，你见过以色列考虑过为了和阿拉伯国家和平相处就改变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认同吗？人家以色列完全不在乎邻居的意识形态敌意，不服就打，打不过找爸爸，打服了邻居还反过来加强了自己的身份认同。但是新加坡不论从自身体量还是和美国的关系，都远远没到以色列的程度，只能妥协。而且说实话新加坡的军队根本打不了仗，我JC的时候身边有朋友进了Commando服役，从他们跟我说的服役经历就能感觉到这支军队从来没正儿八经准备过战争。
东盟中心的两难
新加坡在外交上一直试图把自己打造成东南亚的中心，极其注重和东盟国家的关系，要把自己打造成东盟对外的窗口，无论是科技还是经济，新加坡都是最合适的东盟核心国家。这也导致新加坡绝对不能和中国或者华人身份走得太近，因为中国这个体量在亚洲地区天然会引起东南亚的警惕。可能大家觉得中国也没怎么欺负别人，外交上一直这么克制，为什么别人这么看中国？亮剑里面的丁伟说过，当你身边出现了一个军事强权的时候，无论他有没有动手的打算，潜在的威胁已经形成。中国一定会是东盟国家在军事上最要防范的国家，而作为东盟核心枢纽的新加坡，任何和中国在政治、军事甚至基建领域的经济合作，都会引起东盟其他国家的不满和警惕。这种态度别的国家肯定不会当面说出来，不会在和新加坡沟通的时候提出”你能不能和中国少点来往”，但新加坡心里知道这一点，别人不提不代表自己就可以这样做。所以无论是从建国之初的国家安全威胁、本地打造的身份认同、还是新加坡在东盟中的身份，都导致新加坡不可能向华人身份靠拢。
中国崛起，让操作变形了
既然如此那你不向中国靠拢就完了，中国也没逼你选边站，可你为啥非要做出各种离谱操作呢？我认为这个就是中国快速崛起导致的新加坡政府操作变形了。和新加坡政府的立场相反，新加坡本地的精英阶层反倒是极其亲华的，而且这种倾向随着中国的崛起快速反转。东盟有每年会出一个《东南亚态势报告》，问的是如果被迫选边站，中美你站哪边？新加坡精英阶层在2023年的时候倾向中国的比例是38%，仅仅两年之后就涨到了66%。这种剧烈的转变对新加坡政府来说是巨大冲击，因为新加坡精英阶层早就深度嵌套到了中国的体系之中，不论学术界还是金融界，而美国的颓势这些精英阶层从十年前就已经看清了，所以这种短期内剧烈的变动很难用利益去解释，毕竟新加坡不是这两年才开始和中国加深合作的，懂王也不是这两年才上台的。再加上近两年中国文化产品的强势输出，一个可怕的前景摆在新加坡政府面前：这个迅速的转变很可能是来源于本地华人的情感认同而非理性选择，李光耀多年来试图构建的、依靠经济奇迹团结起来的多种族国家叙事，将被华人的传统文化叙事击溃。这一变动不仅和新加坡从教育到内政的身份构建相左，还会切实威胁到新加坡在东南亚的安全利益和外交利益，这才导致了新加坡一系列变形的操作。你说新加坡难道不知道引入日本的军事力量来平衡中国的军事影响力是天方夜谭吗？难道不知道印度是扶不起的阿斗、靠印度来平衡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是扯淡吗？但是考虑到前面说的各种结构性问题，现在的新加坡政府还有什么选择呢？
四个内政问题
所以说问题描述里面所谓的没眼界、不懂中国历史，其实是新加坡的必然选择。但我为什么还是说黄循财是最拉胯的总理呢？因为在很多明明不是结构性必然选择的领域，黄循财政府依然做出了很差的决策。下面我想从我亲身体会到的四个问题展开：招商引资、石油炼化、科技投资、多元化政策。
招商引资
先说招商引资。很多人一提新加坡就说它是金融中心，但很少有人追问它到底是什么样的金融中心。如果你去看股市市值，新加坡交易所的规模还不到香港的十分之一，而且懂行的人也知道，新加坡在融资和法律上的能力和香港完全不是一个等级，不然manus和Meta谈并购的时候为啥在把总部搬到新加坡的情况下还要找香港律师？因为新加坡根本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可以做大规模股权交易、融资并购的国际金融中心。它真正的模式是凭借地缘中立、低税制和亲商环境，吸引跨国企业来这里设办公室或区域总部，也就是所谓的总部经济。但问题是这些分公司到底有多少实质内容？我在新国立读的本科，本科大三必须出去实习，我很多同学去了TikTok这类明星公司在新加坡的研发部门，我问过他们，各行各业都有，IT机械化学生物，中国韩国美国德国，在各种公司 实习的同学我都问过，结果发现几乎没有公司会把核心研发放在新加坡分部，大部分岗位都是”玩具”，要么为了面上好看，要么就是为了走账。更离谱的是，有些连世界500强都算不上的小公司也跑来新加坡开个”办公室”，实际就招一两个人，还都是自己家亲戚，纯粹是为了财务操作。这还不是最糟的，更严重的问题是劣币驱逐良币的资本置换。前几年有些资本撤离香港，新加坡一度以为自己能”接盘”，但最近香港逐渐恢复稳定，资本开始回流，这就暴露了一个尴尬现实：去香港的钱和来新加坡的钱根本不是同一类钱。跑去香港的是瞄准中国内地进行投资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比如沙特这类主权基金，是来投企业、投股票的。但来到新加坡的呢？说难听点，大量是家族办公室、信托，背后不少是黑灰产的洗钱通道。这些钱不会流入本地股市，也不会用于扩大再生产，大部分转化为了房产推高了房价，还带不来就业。新加坡的政策制定在税务和保密性上的”优势”恰好对这类钱有致命的吸引力。黄循财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现令人失望，他延续了旧的模式，没有做任何升级和风险管控，在全球供应链重组、科技竞争白热化的当下，继续旧的模式已经不够了，这是一个不变就要死的时代，而黄循财并没有魄力和能力转变新加坡的金融模式，这是我认为他的一大败笔。
石油炼化
再说石油炼化，这算是我的专业领域了，我本身就是学化工的。这个产业对新加坡相当重要，占实体经济约20%，占整个GDP大概1%到2%。表面看占比不大，但前面说过，新加坡的金融中心不是香港那种股权融资型的，它的大量金融业务是锚定在石油产品上的，比如船燃、航运保险、油价定价权，所以炼化产业一旦动摇，波及的是整个金融生态。前段时间壳牌把自己在裕廊岛的产业卖给了印尼和日本的企业，埃克森美孚也关了一个100万吨的乙烯裂解，说白了就是跑路了，在这儿实在干不下去了。本来这已经是个危险信号，结果黄循财政府的应对更让人看不懂。我导师前段时间参加了贸工部的一个闭门会议，回来和我讲他在会上听到的事情，听得我血压飙升。会上一个女部长非常得意地说：我们现在给本地企业收碳税，推进清洁生产和环保，收上来的钱都拿去种树，我就纳闷新加坡本地绿化已经很好，哪有地方种？结果我导师说人家把钱投到非洲去种树了，说这是环保是新加坡的担当。我当时听完转述就觉得荒谬。现在新加坡的石油炼化正被镇海炼化等国内几个一体化基地冲击得非常厉害，而且伊朗这事儿一出世界各国都在进行能源转型，这种时候政府应该拿着钱去补贴本地炼化企业帮它们进行技术升级，而不是收碳税”惩罚”自己的企业。结果黄循财政府不仅没这么做，反而在加速把产业往外推。更讽刺的是，印尼和日本接手壳牌的设施后，聚乙烯裂解产能立马400从万吨降到了不到250万吨。因为人家来这根本不是想正儿八经搞生产赚钱的，印尼和日本接手本质上是为了各自的能源安全做战略布局，生产不是他们的目的。这就造成了最荒唐的局面：一个大量金融业务锚定在石油产品上的国家，正在亲手削弱自己的炼化能力，这已经不是目光短浅了，这是自废武功。
科技投资
然后是科技投资。新加坡过去的科技投资有一个很清晰的逻辑：以国家为单位，集中力量在中国等关键市场进行定向布局，比如各种工业园区、合作园区，还有对特定产业的集中投资。这些都是国家主导、目标明确的打法，效果也很好。但最近这些年情况变了，新加坡在中国的投资越来越分散，新兴产业方向太多，政府似乎也搞不清楚该押注哪里，东投一点西投一点。我认为对于新加坡这种体量的小国，分散投资是致命的。小国的优势在于决策链条短、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就像过去那样，一旦变得分散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去跟大国比撒钱，完全是拿短板碰人家的长板。科研投资方面的问题更严重。我本人做AI相关方向，虽然导师是石油炼化背景，但最近我帮他写基金本子，感受非常直观：太容易了。新加坡钱太多，科研项目经费给得非常宽松，各种砸钱。但你仔细看就会发现，这些项目大部分不会有什么实际产出，更不可能在本地转化，很多项目就跟海湾王爷那种”用钱撑门面”的科技项目一样，钱一撤立马没有任何实际盈利能力。这不是第一次了，10年代新加坡集体砸钱投生物医药，投了大量科研经费，结果论文发了专利拿了，最后全都给别人做了嫁衣，本地没有任何产业转化。现在AI热潮来了，新加坡又在走同样的老路。我在这个圈子太清楚这些事了，新加坡现在就是典型的”人傻钱多”，为了维护”高科技国家”的形象，为了撑新国立的排名，用钱去堆各种华而不实的项目。但钱总有花完的一天，小国资源有限，你不能像美国那样四处海投基础研究项目，赌一百个方向能成一个。新加坡应该及时转变策略，学习中国的”有组织科研”，集中力量瞄准那些真正能在本地落地、能形成产业闭环的方向去投，或者垄断一个关键节点搞出自己的”台积电”，而不是继续撒钱给他人做嫁衣。
多元化政策
最后是多元化政策。我想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讲，我这个全奖博士拿得非常不容易。当时申了两个奖学金都被拒了，我导师有一定能量，去后面打听原因，其中一个确实是我水平不够，但另一个我明明已经过了，却因为国籍被卡掉了，后来打听才知道教育部要求中国博士生占比必须控制在50%以下，才能继续招中国人。后来我导师想了个办法，找了一个比教育部层级更高的funding把我招进来，才绕开了国籍限制。我说实话，这个政策真的非常鸡肋。新加坡本地有什么多元化的实际需求吗？没有，它本身就是一个华人为主的国家，搞针对中国人的配额限制纯粹是为了跟风，要么是政治正确，要么是为了冲QS排名做样子。但你要知道这对学校实力是实实在在的伤害，现在NUS的主力教授基本上都是中国人，或者就算不是中国人，跟中国的产业合作和科研合作也非常深。为什么这些老师愿意招中国学生？不是说中国学生天生比别的国家学生聪明能干，而是因为大量项目涉及与中国的合作，导师需要派学生回国常驻，我们组就经常有师兄师姐回中国一住就是半年。这种活你不可能派给非中国学生，沟通成本高、合作网络也接不上，招不到中国学生，导师的产出必然会下降。而且科研产出不光靠教授，更要看下面干活的人，中国人相对更”出活”，尤其是导师和学生都是中国人时，核心项目的沟通非常顺畅。今年我看了一下新录取的博士生，中国人的比例已经非常非常少了，就算有也基本都是拿广州奖学金或重庆奖学金过来的，而不是新加坡本地给的奖学金。这说明多元化政策已经从教育部层面强制锁死了通道（前三年还是软性要求，今年已经硬性卡死了）。短期来看这政策可能对QS排名里的”国际化”指标有利，但长期来看科研产出必然下降。美国搞多元化有它的历史背景和社会需求，新加坡搞这个纯粹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一个资源有限的小国不去最大化利用与中国靠近的优势，反而自己砍断这条胳膊，我不知道教育部是怎么想的。
结语
总结一下，我认为新加坡面临很多结构性的原因导致它做出一些选择，虽然从我的角度来看，新加坡未来要想长远发展一定是要倒向中国、与中国进行深度合作的，但由于本地身份构建、外交、军事、安全等各种结构性原因，它不可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所以我对新加坡的长期前景非常不看好。短期我也不太看好，因为上述黄循财政府在这两年内出台的政策，我认为很多都需要改进，有些事情我确实提不出解决方案，只是把问题指出来了，但这些问题他们内部的智库和官员应该想办法去解决。而有些政策，我甚至都能看出解决方案，但他们都没有去做。不过新加坡也不会突然急剧衰落，它本身的底蕴还在，它依然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社会，国家组织程度非常高，过去那些年积攒的政治、经济、科技资源也相对充足。我认为新加坡在未来二三十年将会是一个缓慢衰落的过程，而且它也不会一根筋走到黑，一旦发现中国真的崛起之后，它虽然从结构上不可能完全向中国靠拢，但还是有很多转换的余地可以和中国讨价还价和沟通，而且中国也并不是一个霸权国家，如果新加坡想要主动接触缓和关系，中国也是非常乐意的，前段时间李显龙来中国访问给黄循财擦屁股，中国不也是接待他了吗。所以我对新加坡未来的判断是，这个国家长期内二三十年一定会下滑，但在短期比如五到十年，如果你想过来干几年攒攒经验或挣点钱，还是比较适合的。至于我个人，我打算在这把博士读完，算了算这几年抛开日常开销大概能攒下来二三十万人民币，相当于把彩礼攒出来了，到时候回国找个小地方的双非一本教职。我家里条件还可以，不太想留在新加坡了，因为我这个人对衣食住行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在国内小地方买个200平的房子住的多宽敞，还能买得起车，吃的也好，也下得起馆子，在新加坡住鸽子笼，车不敢买，吃的也吃不惯，下馆子还贼贵，我家又不是没钱急着让我挣钱，我在这儿遭这洋罪干嘛呢？不过说实话，毕竟在新加坡生活了十年，对这个地方还是有感情的，尤其是我老板，他一个土生土长的新加坡华人，对我真的非常好，我还是很希望新加坡能早日找到自己的路的，毕竟新的时代已经到来，留给新加坡的时间不多了。
零零总总说了不少，我文笔不好，逻辑也比较散乱，大家多担待。文中很多观点只是我个人观察，不一定对，欢迎在评论区指正。另外解释一下，为了避免被精准定位，我对部分个人经历做了改编处理，比如有些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情，在文中换成了”听朋友说”或”听同学说”的视角，请大家理解，要是一点不改编，懂行的人一听再看看我的主页直接就给我开盒了。网上说话，还是留点余地比较安心。
Comment
作为曾经Phd candidate，RF过来人，看你的发言只能哈哈了，回想起当年的年轻气盛。 先来纠正你几个错误的认知观念
一、 错误认知：“新加坡在补贴中国大炼化的冲击下被动‘跑路’”
面对规模化大宗大炼化的红海，新加坡选择的是“提质降量”与“产能置换”，而非硬碰硬的补贴死扛。
中国浙石化、镇海炼化等基地拥有数千万吨级的单体规模，依托庞大的内需市场和极高的集成效率，在基础大宗石化产品（如乙烯、PX、聚乙烯）上的边际成本优势是物理级别的。更别提现在的恒力，盛虹等后起之秀。
新加坡仅有728平方公里，裕廊岛土地资源早已饱和，不可能也不应该去和中国动辄几百公顷的新扩建项目拼“大宗吨位”和“成本拉锯”。如果政府像原贴所说“拿着钱去补贴本地企业”，那只是在用纳税人的钱去为一个无长期边际效益的产能做无效输血。
壳牌（Shell）将裕廊岛和布裕客岛（Pulau Bukom）的炼化资产出售给印尼Chandra Asri与瑞能（Glencore）的合资公司CAPGC，这是壳牌全球范围内“高增值、低排放”（High Value, Less Emissions）重组战略的一部分，也是新加坡主动引导裕廊岛向高附加值精细化工、SAF（可持续航空燃料）、生物基化学品及低碳能源枢纽升级的既定路线。
二、 误读碳税与“非洲种树”：混淆了“财政直接打给非洲”与“《巴黎协定》第六条碳信用机制”
原贴中“把收来的碳税拿去非洲种树”的说法，是对新加坡国家碳交易与减碳战略（Article 6 Carbon Credits）极具误导性的戏谑化歪曲。
新加坡是个国土极其狭小的岛国，没有水力、风力或光伏等大规模新能源开发空间。要实现2050净零排放目标，新加坡本土物理减排的上限非常低。
而碳信用（Article 6）的本质是买“合规配额”， 新加坡政府通过碳税引导企业减排，同时允许企业和政府采购符合《巴黎协定》第六条的高标准高质量海外碳信用（如在加纳、秘鲁、巴拉圭等地投建的自然解决方案/高质量林业项目）来抵扣碳税。这不是直接跑去国外种树慈善，而是利用全球碳交易市场，以国际认可的标准为本地出口型企业获取“碳中和/低碳通行证”。
欧洲已全面实施CBAM（碳边境调节机制），欧美对供应链“含碳量”的要求日趋严苛。如果新加坡政府听从原贴建议，放弃碳税去补贴传统高碳炼化，新加坡产出的石化产品和下游衍生品将在国际高碳税壁垒下失去竞争力。征收碳税并接轨国际碳市场，恰恰是在为裕廊岛的出口产品保驾护航，打通通往欧美高利润市场的合规渠道。
三、 曲解印日接盘逻辑：降产能不是“不搞生产”，而是“供应链深度绑定”
原贴认为印尼与日本企业接盘壳牌后“产能从400万吨降到250万吨”是“不严肃搞生产”，这反映出对现代大宗商品供应链和区域能源格局的极度无知。
印尼Chandra Asri的真实意图在于，它是印尼最大的石化巨头。印尼国内下游需求极大但缺乏足够的上游裂解能力，它收购裕廊岛资产是为了获得稳定、高质量的石化原料（如石脑油、乙烯等）直接对接印尼本土市场。
嘉能可作为全球顶尖的大宗商品交易商，看中的是该炼厂在东南亚的现货交割与定价枢纽地位。
至于为什么降产能，很简单？ 在中国民营大炼化低价冲击全球基础石化产能的背景下，盲目保持开工率只会导致全行业亏损。收购方根据市场供需主动关停低效益、高能耗的淘汰落后装置，保留高边际效益的生产线，这恰恰是成熟资本极度理性的商业行为，而不是所谓“不为了赚钱”。
四、 忽视核心底牌：新加坡炼化产业的根基是“金融与贸易锚定权”而非“物理规模”
你来自化工专业，但显然欠缺金融与国际贸易视角。
新加坡之所以成为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和四大石油交易中心之一，核心优势从不单单取决于生产了多少吨聚乙烯（PE）或聚丙烯（PP），而在于其掌控的贸易、物流、金融与定价权：国际油商、船东、银行汇聚新加坡，核心在于其深水港口、成熟的法律体系、仓储设施以及普氏（Platts）新加坡油价定价机制。
船用燃料油（Bunker Fuel）、航运保险、油品衍生品交易，并不依赖新加坡本土必须把每一滴原油炼成基础塑料，而是依赖流动性与交易生态。新加坡正全力将裕廊岛打造成可持续航空燃料（SAF）、绿氢/绿氨供应链 hub，以及区域碳交易中心（如Climate Impact X）。
面对中国大炼化极其凶猛的规模优势，新加坡如果走“高补贴、低环保标准、硬拼基础产能”的路线，无异于以己之短攻人之长。
黄循财政府的策略非常明确，放弃低端、大宗、高污染的物理产能拉锯，利用碳税倒逼产业升级；将有限的裕廊岛土地资源腾给精细化工与绿色新能源；同时借助金融与贸易优势，卡位下一代低碳能源（SAF、氢能、碳信用交易）的定价权。 这绝非“自废武功”，而是面对地缘产业格局巨变时，一个高度理性的超级小国所展现出的战略定力与进化智慧。